□ 本报记者 薛蒙蒙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郑蔼娴 周绪明 赵茗然 张燕燕 通讯员 李 琳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融合”二字，体现了城乡互融互促、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近期，本报邀请民主党派中的“三农”领域专家，谈一谈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卡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城乡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并迎来崭新局面。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等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

　　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委、安徽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马传喜表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助于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大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看，工业化后将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苗头，城乡融合发展创造的潜在需求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增长点。”他说。

　　民革中科院兰州分院支部主委、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王若愚认为，城乡融合将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更加平衡。例如，可以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提升农民进城后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机会，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此外，城乡融合发展还将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

　　如何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卡点？

　　“打通要素自由流动这一堵点是基础。”马传喜认为，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聚焦于“人”，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下遗留的制度藩篱，实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尤其要为投身乡村的各类人才提供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其次要解决“地”和“钱”的问题，赋予乡村资源与城市资源同等权益，推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同地同价同权”，确保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农村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建立更加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民革广东省委会高层协商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惠州市惠阳区副区长何金华认为，要打好改革的组合拳，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释放农村发展潜力，满足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和城市人口在农村落户的需求。要打造好县区的支柱产业，走特色化、融合化、集群化的发展之路。解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才等要素城乡不平衡问题，大力推动形成更多城乡共建共享、互利互融的发展共同体。

　　抓牢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广大农民最可靠的保障，也是农村最大的财富所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分置”理论的指导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构建起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梁八柱”。《决定》中提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探索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三权’的政策，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城镇化。同时，此举也会为农民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保障。”民革广西区直工委副主任，广西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覃宝祥作进一步解读。

　　如何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何解决新型城镇化与宅基地之间的矛盾？如何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目前，农村土地财产权改革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覃宝祥分析，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三权”将会面临的阻碍包括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尚未建立统一的补偿标准，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资金筹措方面存在困难，农民对“三权分置”缺乏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等。在政策执行和监管中，需要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出现强制退出或违法收回宅基地的情况。

　　对此，覃宝祥建议，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就需要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如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土地流转监测制度。此外，还应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模，因地制宜确定本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防止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确保流转土地用于农业生产。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底线。土地权的处置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马传喜认为，应建立透明的管理机制和信息化平台，帮助农民获得公平合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宅基地转让及退出等收益，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

　　王若愚表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要确保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此外，要加强改革的法治保障。确保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各项政策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为农民提供明确的权利保障和法律途径。

　　让农业转移人口“留得住”“融得进”

　　《决定》指出，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事实上，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额始终保持在18个百分点左右，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有效融入城镇。

　　马传喜表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解决好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大部分农民没有在房地产快速发展之前获得城市住房，而是把早期的积蓄用在了农村宅基地建房上，但这些自建房却很少有人居住，又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广大农民成为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的巨大群体。

　　因此他建议，一方面要想办法让进城农民在其工作的城市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和权益，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不为子女上学犯愁，同时还要确保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益得到保护。

　　近日，国务院出台《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行动计划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统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的稳定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尚建华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将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

　　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牢牢守住的两条底线。《决定》专列一节“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对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作出具体部署。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的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田规划、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改善水资源条件和农田生产环境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村集体为单位进行统一流转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措施有利于强化耕地用途管制，落实粮食种植面积，有效防止‘非粮化、非农化’。”马传喜介绍，农村土地实施“三权分置”以来，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实现了城乡、工农、区域协调发展。

　　不过就目前看来，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仍需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确保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等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

　　马传喜表示，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让农民富起来。要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不断激发农业农村的内生动力；通过产业政策的支持，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同时，马传喜观察到，近年来一些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突出，如农业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必须针对新的问题，有序调整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发挥好村集体、种粮大户和土地承包户的合力，全面改善农业资源环境条件，稳定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王若愚认为，为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对乡村振兴的资金支持力度，确保资金到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要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应当根据不同地区和农业生产特点，精准制定和调整农业补贴政策，确保补贴资金能够有效发挥激励作用，支持农民增收致富；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促进主产区和消费区的互利合作，平衡各地区粮食供需关系，提高粮食生产和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对于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覃宝祥认为还要持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农业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创业人才，提升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更多适合农业和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牛羊贷”等，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