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怡丹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普遍面临武器装备落后、生存条件艰难等困境。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也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频繁作战的情况，加之流行病普遍，亟须加强卫生工作。为此，1938年2月下旬，新四军正式成立军医处，随后逐渐组建各支队的军医系统组织和军部前后方医院，医务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有效保证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受到国际观察家的关注。

　　坚持在战火中不断学习

　　新四军重视卫生工作的开展，军长叶挺曾与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一起物色医务人员。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是在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开展的。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副处长戴济民、医务主任宫乃泉等人均于医学院毕业。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还介绍奥地利医学博士、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希伯认为新四军的医务处是在“现代有经验的中国医生的指导之下”工作。部分国际观察家对新四军的医务人员有过记录，高度评价他们的专业素养。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认为沈其震是“一个了不得的科学家，完善的组织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其“有高深的医学修养”。罗生特观察到，宫乃泉“每天差不多要工作20个小时，白天是行政工作、动手术、给病人做检查、在进修班和医学大学作讲座、视察医院和前线，夜里则翻译英文的医学文献”，有“钢铁般的毅力”。

　　新四军医务人员坚持在战火中不断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史沫特莱看到新四军的后方医院里有一个医学图书室，用于“了解医学领域内的最新发现”，医务人员“贪婪地学习《英国医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西班牙共和军医师们的经验”，还“撰写和出版袖珍本的医疗手册，并把它们散发给前线的医护工作人员”。1941年，罗生特来到新四军，在给伤员进行摘除膀胱结石的手术时，所有不值班的医生都围在一旁观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勤奋和兴趣”。罗生特还观察到，新四军中较为年长的医生通过参加转岗培训班等方式使自己的“医学知识现代化”，以“不懈的勤奋努力弥补了不足”；新来的大学生则通过与“谦虚、勤奋、久经战斗考验的老同志、有经验的医疗骨干们的紧密接触”，“很快就具备了在前线工作的能力”。

　　新四军注重培训医务技术人员。军部军医处组建后，开设6期医务干部训练班和1期化验训练班，共培训208人。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先后开办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和新四军军医学校。至抗战结束，新四军共培训各类医务技术干部万余名。国际观察家注意到这一点。罗生特认为自己“和其他几位有学历的医生和护士所能做的一切，是通过学校和重复办的培训班，使普遍的医疗水平逐步得以现代化”。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也记录到，新四军“常常召开工作人员大会”，讨论如何及从何处可以获得所需，“使医务和培训的工作得以进行下去”。

　　“制造一切自己能制造的东西”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作战频繁，但长期面临资金匮乏及国民党、日军的双重封锁，药物购买和储备受限，制约了战斗力的提升。1939年6月22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强调要“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尽力改善情况，取得一定成效。国际观察家看到这一点，对此有相关记录。

　　新四军医疗条件艰苦、物质条件困难。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看到医院设立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病床是用“一块木板支起来”的，化验室设立在茅屋中。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新四军卫生部门与医务人员充分发扬革命和创造精神。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认为，“医护人员都以忘我的热情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国际观察家看到医疗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一切自己能制造的东西”。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看到新四军为了节省资金，“花了三十块钱做了一个孵卵器”来“研究微菌”，如果从“外面购入，至少要花二百元”。琼·尤恩也观察到，新四军“后方医院缺乏器材”，医护人员“就地取材，制造医用陶器”。斯诺看到新四军“穷到无以购置外科手术用具，只好由他们自己的工厂制造钳子、剪子和解剖刀”。除了上述医用器材外，新四军还会自制药品。比如“用蜡豆、猪油和硫磺调成”凡士林的“代用品”，以及“用蜡和猪油拌和起来，然后加上硫磺”来医治疥癣。

　　新四军的卫生部门和医务人员重视卫生保健工作和火线救护工作。新四军中有疟疾、痢疾、肺结核、肠道传染病、疥疮等传染病、多发病，以“无病预防、有病早治”为卫生保健工作的指导思想。贝尔登看到“病院的墙壁贴了许多教病人如何卫生的标语”。史沫特莱高兴地指出，第一次在中国看到“有科学设备的厨房”，“干干净净，一切东西都是被消过毒的”，墙上还写着“注重清洁”。厕所“粉饰得洁白”，“自由的洒着石灰以保持其卫生”。罗生特与新四军的医疗工作者“讨论了如何防治疥疮、沙眼的问题”。他发现在前线工作的医务人员需要检查士兵的个人卫生，包括“洗涤、洗澡、剪指甲、刷牙”，采取“对公共卫生状况的预防措施”，包括“对公共厕所、厨房、卧室进行检查，针对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可预防性疾病进行接种工作”。

　　火线救护是战时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1940年11月，新四军军医处在《保健员的三大任务》中强调，火线急救“应当很机警的找寻伤员，沉着地检查伤口，敏捷地敷药与包扎，态度要安详，不可出现半点慌张”。到1941年，多数部队的卫生员“能在较复杂地形条件下寻找伤员，在炮火中搬运伤员”。在火线救护中，出现了黄钟、张峰居、吴克胜等英雄模范人物。斯诺观察到医务人员“除携带药袋之外，还带着枪支，有时且同兵士一同战斗”，在战场施行急救并把伤员送至安全的后方。

　　“建成了一支有万余名医务人员的队伍”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取得显著进步，医疗条件有效改善。数据显示，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建成了一支有万余名医务人员的队伍”，建立近百所医院、医疗所，共救治8.5万余名伤员。其中，军部在皖南的3年中，前后方医院收治6000余名住院病人，手术1443人次，治愈或好转率达82.9％。

　　国际观察家们毫不吝啬对新四军卫生工作的赞誉，尽管部分评价有夸张的色彩，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成效。贝尔登认为新四军的设备和服务比他“在本次战争中所见到的任何师的或军的医院都要好得多”。希伯赞扬新四军的医务处“是中国一切军队的模范”。爱泼斯坦认为，“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创建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医疗服务系统。”史沫特莱认为新四军的医院是“中国军队中现代医务工作的最早开端”，尤其是医药服务处“真是这军内一个最漂亮的组织”，“在后方的这个伤兵总医务处有第一流的实验室和最漂亮的手术室”。美国学者杰·霍利德也记录下，“新四军的医院和医疗设施被认为是新四军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的缩影。国际观察家由此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更加充满信心，认为“这里在前线是光明不是黑暗，在炮火下，在日本飞机的阴影下，中国的科学家正在朝着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大踏步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