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 文

　　董毅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原籍福建，随父母在北平居住。1938年9月，董毅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到伪联合准备银行（简称“联银”）做事，是一名生活在沦陷区的中国青年。

　　董毅有记日记的习惯，北平沦陷后，饱尝外寇奴役、社会动荡之苦，日记记录了其个人经历、家庭生活、人情往来以及不甘为亡国奴的心路历程，其中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的日记完整记录了当时春节期间的活动，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和风俗礼节。由于北平沦陷时期普通市民生活的资料存世不多，关于年节的书写尤为缺乏，从某种意义上讲，董毅日记可谓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由于日伪的严酷统治，董毅日记多是记载生活琐事。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现在的日记翻开来看看，只注重自身的记录，亲戚朋友都很少记载，关于国家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处此时局，也只学学金人缄口，概不过问得好。”

　　1939年：看电影过年

　　董毅父亲董元亮曾任浙江劝业道、奉天财政厅厅长等职，是清末民初的诗人，与许多文人墨客、政界名流都有往来。董元亮有6个子女，原配夫人早逝，生有一子一女；后纳妾张令华，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董毅、董刚、董恭和董淑瑶。受父亲影响，董毅对文学很感兴趣，考入辅仁大学后，选择了国文系。

　　除夕早上，家里就开始忙碌了，先是挂画，“又这个又那个的也不知道干了多少零碎事”。董家是老派家庭，过年过节自然有很多规矩，但家里有仆人，这些事用不着董毅，“自己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做”，于是便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去了。电影叫《苏伊士运河》（当时译作《苏黎世运河》），是一部美国片子，1938年10月在美上映，几个月后便传播到了中国。关于这部电影，董毅在日记中记道：“片子可以算是有点历史性的，是描述法少年雷赛布情场失意以及开发苏黎世运河的艰难，在困苦中奋斗的经过。”看完电影后，董毅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回家后“上供，拜祖先，又辞岁，照规矩表演一番”，这一年的除夕便结束了。

　　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仆人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像过年的样子”。亲朋好友来家拜年，第一个来的是“斌和她母亲”，斌是董毅的初恋女友，两人如胶似漆，几乎天天在一起。但斌称呼董毅“表叔”，两人交往遭到家人和舆论的反对，在中国数千年的礼教制度下，他们的感情几乎看不到未来。“老没露脸”的大哥（董毅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出来了，陪在父亲身边；董毅中学时的老师来给董父拜年，董毅与老师很久未见，相谈甚欢。

　　1939年春节，由于董元亮生病卧床，并且经常发病呕吐，所以节日期间一切从简，与以往相比，这个年过得有些冷清和单调。

　　1940年：在女友家守岁

　　董家忙了半个月，准备今年的除夕年饭，董毅记述甚详：“菜做得也差不多了，一大锅的猪肉、肝、肚子，一大锅白菜汤，两碗米粉面，两碗八宝饭，一碗炸酱，一碗栗子肉，一碗海参烧肉，一碗酸辣汤，这就是我们的年菜。”

　　下午董毅看了会儿书，开始吃年糕，接着吃年夜饭。这是董元亮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董毅非常难过，“心里翻了底似的，于是也就吃不下东西去了”；饭后，董毅带着弟弟妹妹去西院上供。父亲去世后，董毅与大哥分家另过，作为新家庭的长子，所有事情都要他出面奔波，甚至弟妹的家长会也由他出席——董毅代替父亲挑起了家庭重担。

　　晚上，董毅带着弟弟和斌去大栅栏朋友家玩儿，大家一起做游戏，直到凌晨才回家。路上斌告诉董毅，这是她第一次这么晚回家。她还和董毅撒娇：“你要是在我家伴着，我就不睡觉！”董毅答应了她。到斌家已经两点多了，董毅陪着斌和她的妹妹到房间，三个人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腿守岁。董毅给她们讲故事，后来又掷骰子，“消磨这残夜”，天亮后才回家。

　　这是董毅第一次在别人家守岁，还和恋爱女友在一起，“真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过年期间董毅每天都和斌见面，他希望两人单独在一起，至于将来会怎样，他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将来自有将来去安排吧！”

　　1941年：吃不饱的春节

　　这一年的春节，董毅过得索然寡味，因为斌已经与他分手，春节后就准备订婚了。

　　除夕这天，佣人陈媪请了假，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董毅心中烦闷：“午饭又耗到一点多才吃上，还得自己洗碗，真烦。”午饭后，独自跑到真光影院看电影《新月》，这是一部美国歌舞片，不好看，只有几首新歌倒还可以听。晚上董毅去西院上供，拜过祖宗又去拜父亲遗像，“心中另外一种悲戚”。大哥大嫂都在家，“大家在一起拜又是一种风味”。

　　向大哥大嫂辞过岁回家。董毅记道：“今天晚饭分外丰富（‘分外’只是比我们日常所食而言），大家也吃得肉足饭饱，饭后无事围蜡看书报。”日军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北平民众生活日趋艰难，日伪推行粮食配给制度，后来华北出现大饥荒，粮食配给也不能保证，物价飙升。这种情况在董毅日记中如实展现：

　　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两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董毅没有收入，只有靠父亲留下的遗产和典当物品维持生计，年夜饭“分外丰富”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晚上九点多钟，董毅与弟弟一起逛街，想起去年此时与斌同行去大栅栏朋友家的情形。而斌行将订婚，“今年已有如此差别，不知明年更变成什么样子”。

　　1942年：外出拜年

　　按照老规矩，三年守孝期间不能到外人家拜年，今年制满，董毅腊月就发出了二十多份拜年帖子，先生和同学都有。

　　物价比去年又贵了许多，年夜饭只做了六个菜，一家老小吃了团圆饭。第二天，董毅穿了新袍子，外出拜年。中午回家吃了饺子，午后带了茶叶和糖果去女友刘淑英家。

　　刘淑英是董毅的辅仁同学，大学四年级时相识，很快便陷入了爱河，两人的交往得到双方家庭默许。到刘家后，董毅见她穿了一件短皮大衣，没戴眼镜，头发随随便便——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切在董毅看来都是那么美好。

　　两人一起到北房给刘淑英父亲拜年，然后到她屋谈笑，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六点多。刘淑英留董毅在家吃饭，他不好意思，告辞回家，走到菜市口，“还有警察检查行人”。董毅虽然软弱善良，但毕竟是知书达理的青年学生，对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深恶痛绝，在日记中用含蓄的文字记录了日伪压迫百姓的恶行，表达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

　　1943年：凄冷的节日

　　董毅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甘日伪的监视和压迫，纷纷南下，女友刘淑英也去了西南大后方。由于家庭拖累，董毅无法离开，他需要挣钱养家，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大学毕业后，董毅四处托人求职，好不容易在伪联合储备银行当了个小职员。

　　除夕这天，董毅照常上班，“（工作）今日较少，赶完才下午三时许”。日本人试图通过控制节日来削弱中国人的凝聚力，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假期被严格限制，一般不放假或放假一天，董毅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

　　北平沦陷后期，日伪的掠夺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物价飞涨，生活物资严重匮乏，老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董家属于社会中上阶层，董元亮留下了一些遗产，董毅也有固定的薪水，但今年也难以为继了。董毅在除夕日记中这样写道：

　　晚上只随便做几样菜，上过供，与娘及李娘辞过岁……生活高，时非常，一切从简，所备食用，待客物品，较往年皆少。年糕价过高，未买多少；肉价格不定，官价虽有，未曾闻及按官价购到者。有自城外各处运来者，有私肉，价格约自二元五到四元左右不定，普通以三元五六为多，牛羊肉较贱，但亦不多，初谓过贵，买不到便不吃，难道就不能过年了！？

　　董毅踏入社会后比以往成熟了不少，对社会的认知也更为深刻了：“今年过年情形，不但是我家与往年不同，恐怕社会上大半人家皆与往年不同。”晚上散步，董毅观察到行人及购物者稀稀落落，“大不如往年热闹多多也”。

　　初一上午，天上飘起了“如细雨的小雪花”，树上、地上一会儿便都变白了；下午雪停了，又刮起大风。董毅外出拜年，见街上车少人稀，“店铺只十分一二开门”，冷冷清清，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样子。回家后望着女友的照片，董毅陷入了沉思：“她在遥远的地方，今日如何度过，又该十分想家了吧？去年今日我还去她家，而今年却相隔数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