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玉婉

　　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早期工运领袖频频活跃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重要会议与活动中，他们既强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又将中国工人斗争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框架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工人阶级不仅是党联系和动员广大群众、推动革命前进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革命进入世界革命场的核心力量。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频频活跃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重要会议与活动中，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有组织、有理论、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工运视野之中。他们围绕中国工人运动的概况、策略与任务不断发声，一方面将中国经验带入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讨论之中；另一方面又把相关的东方战略和政策主张传达回国，在国际工运中架起沟通中外的桥梁，以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实践推动国际工运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这一历史过程，既是中国工运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工会组织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积极作为的关键转折，为当代中国工会对外工作和国际工运参与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破晓之声：国际讲坛上的中国叙事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领袖登上国际工运舞台，首先完成的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发声”过程。在20世纪初的国际工运格局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往往被视为欧洲工人运动的附属，中国相关的问题也长期位居边缘。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通过积极参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与活动，逐步扭转了这一局面，使中国问题开始成为国际工运场上讨论的重要内容。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并提交书面报告，初步介绍了中国工人的基本状况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萌发情形。他指出，尽管当时中国工人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但已表现出坚韧的斗争意志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未曾丧失革命斗志，并在关键时刻具备展示自身力量的能力。这份报告虽非专论中国工运，却具开创意义，标志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在国际工运讲坛上介绍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基本面貌。此后，随着中国工运实践的不断发展，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早期工运领袖频频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来往，在其会议和活动中，宣介中国工人运动的概况、主张及策略。

　　1925年5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由此引发了轰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在此期间及其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视与日俱增。1925年7月及1927年2月，苏、英、美、法、日等国工会纷纷派代表访问中国。1927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书记洛佐夫斯基亲自率团赴武汉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这些举措集中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工运的高度重视及对中国工运领袖争取支持的有力回应。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调整了以往由其代表常驻中国的做法，转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选派代表常驻莫斯科，以加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林育英等工运领袖成为最早一批被选派的中国代表，并多次当选两大国际组织的执行委员，在国际讲坛上持续发出中国之声。在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五大等重要会议上，苏兆征、刘少奇等都提交了关于中国工运的报告，集中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潜力。这些报告并非简单的情况介绍，而是有意识地构建了一套中国工运的国际叙事逻辑。通过对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状态的阐释，中国工运领袖将中国工运问题提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道路的正当性提供了国际理据。正是这种持续、系统且有力的叙事，提升了中国工运在国际工运场上的地位。

　　跨域之桥：经验与策略的双向传输

　　在国际工运中的持续参与，使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逐步承担起连接中国工运与国际工运的“桥梁”角色。他们并非单向接受国际经验，而是在引入与输出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

　　一方面，系统吸收国际工运的斗争策略与组织方法。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一道，专程派人来中国实地调研与指导。邓中夏等人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讨论如何恢复工会工作，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在各工厂里建立秘密的“工人小组”，并将此任务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也特安排张国焘前往莫科斯向共产国际汇报罢工情况。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哈罗夫、远东部主任维经斯基及赤色职工国际书记洛佐夫斯基等人听取了汇报，并共同讨论了在中国组织秘密工会的方法，同时决定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金。在工厂内成立“工厂委员会”，也是一种从苏俄引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些在特殊时期组建工会、组织工人的方法，长期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倡导，并在欧洲实践多年，中国工运领袖将其引入中国，为白色恐怖时期保存工运力量提供了现实参照。1924年7月，赤色职工国际召开了三大，并通过了关于东方策略的决议。10月，邓中夏宣介了此决议，并提炼出对中国具有指导意义的四项重要内容：一是现在是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联合进攻；二是东方无产阶级须从事阶级与民族自由的两重争斗；三是新战略要联络农民手工业者在一定组织下共同合作；四是需用一个巩固的革命组织。瞿秋白、李立三等工运领袖也曾多次将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有关中国工运的决议引介回国，其中一些正确的主张、策略和方针为中国工运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另一方面，积极在国际工运舞台上传播中国工运经验。自与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建立联系以来，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除不定期向两大国际组织汇报工作外，还在他们及其他国家工会的机关报上介绍中国工运的最新进展。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潜力，受到高度关注。此后，双方的互动不断加强，皆尝试从中国工运中总结可供借鉴的方法和策略，以运用于国际工运。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邓中夏向全总所作的报告多次提到，中国工运的经验是国际所珍视的，而常驻代表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介绍其实况与经验给国际。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为国际工运提供了来自东方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两大国际组织通过的有关中国工运的决议大多基于早期工运领袖提供的报告及相关文章。

　　活水之源：东方视角的理论贡献

　　在发声与实践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工运领袖始终注重在本国特色与国际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他们既强调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性，又将中国工人斗争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框架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为国际工运理论注入了东方视角的源头活水。

　　首先，探索出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统一的东方路径。党的早期工运领袖在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实践并反思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明确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中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并非可以简单割裂或依次推进。无产阶级不能在国民革命中退居附属地位，而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并争取领导权，将民族解放的任务同阶级解放的目标相结合。这一认识突破了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为前提的“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线性革命阶段论，强调革命阶段之间的衔接性，凸显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主体作用。由此，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出不同于西欧的独特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也为工人运动在民族革命框架下确立自身政治定位和行动方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早期理论与实践基础。

　　其次，系统阐发了工农联盟在东方工运中的决定性意义。党的早期工运领袖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人口构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规模有限、产业集中度不足，仅依靠城市工人力量难以完成革命任务，必须同占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建立稳定而持久的联盟。邓中夏、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多次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工农关系对工人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影响。他们在向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东方国家，脱离农民群众的工人运动不可能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更无法取得最终胜利。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工人阶级未能同农民阶级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基于这一反思，他们进一步提出，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从中国革命的挫折中吸取教训，把工农联盟作为推进革命事业的根本问题加以对待。通过这一系列论述，中国早期工运领袖不仅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结合，也在理论层面将工农联盟问题从“中国经验”提升为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东方革命命题，对国际工运关于革命主体与同盟力量的理解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始终强调尊重各国工运形态的多样性。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非常重视与国际工运加强联系并吸收其经验，但他们也始终强调各国的工运道路必须植根于本国实际，而非单纯引入国际路线。在持续互动中，邓中夏、刘少奇等人反对简单复制俄国或西方国家工运模式，主张在共同目标下尊重各国工运形态的多样性。在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策略的转变，要求各国革命工运领袖在黄色工会内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或直接建立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展开正面斗争。面对这一错误策略，刘少奇在两大国际组织的多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并指出中国工会处于非法状态，盲目推行“公开赤化”，只会导致组织暴露与孤立。邓中夏也曾多次对这一时期国际的“左”倾错误路线提出批评，明确反对放弃在黄色工会里开展工作的“左”倾幼稚病。这些正确主张虽未能改变该时期总体的激进路线，却体现了早期工运领袖务实的策略思维，即立足中国具体条件作出判断与选择，而非简单照搬国际路线。这一思想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回顾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领袖活跃于国际工运舞台的历史实践，其意义并未止步于特定历史阶段，而是为当代中国工会对外工作和国际工运参与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是持续在国际工运场上构建系统化的中国叙事。早期工运领袖的实践表明，能否在国际工运场占据一席之地，关键不在于“是否参与”，而在于“如何发声”。他们通过持续、系统地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重要会议及新闻媒介上介绍中国工运状况，使中国工人阶级从国际工运的边缘角色转变为被讨论、被重视的主体力量。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工会的对外工作除开展基础性交流或礼仪性往来外，还应着力构建具有连续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叙事体系。在相关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劳动关系治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等议题，主动阐释中国立场、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逐步形成稳定、可信且可被国际社会理解的中国话语表达方式，推动中国工会在国际工运格局中由“参与者”向“议题塑造者”转变。

　　二是在学习国际经验中坚持独立自主。早期工运领袖始终将国际经验视为重要资源，而非绝对范式。他们既高度重视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指导，又始终强调基于中国实际作出取舍与调整，甚至在必要时对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路线予以坚决批评。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国际工运交流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简单“对标”或“移植”，而在于在比较与借鉴中形成对自身道路的清醒认识，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符合本国实际的工运实践。对当代中国工会而言，参与国际工运，应在坚持开放姿态的同时，牢牢把握独立自主原则，既善于借鉴国际社会在劳动立法、集体协商、社会对话、平台就业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又不照搬西方工会模式或意识形态话语，以制度自信和实践成效为基础，形成符合中国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特点的工运路径。

　　三是立足本国实践向国际工运贡献中国智慧。早期工运领袖之所以能够为国际工运理论注入东方视角，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以本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为理论源泉。当前中国同样具备向国际工运提供经验与智慧的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劳动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为目标、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导向的工会工作模式。这种强调协商共治、稳定预期与共同发展的劳动关系理念，为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面临的劳资对立加剧、劳动关系碎片化等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对抗式、冲突型工运模式的现实参照。通过系统总结并积极对外阐释这些实践经验，中国工会有条件在国际工运中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工运理论与实践向更加多元、包容和务实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