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虹

　　我国绿色金融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一是“双碳”目标与美丽中国建设为绿色金融提供广阔空间。二是我国绿色技术与产能的国际竞争力为绿色金融“走出去”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围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开展多维度产品创新。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一）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完善

　　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已形成“顶层设计+专项细则”的立体化框架，为市场发展提供清晰导向。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纲领后，多部门持续细化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提供1.75%低利率贷款，定向引导资金流向清洁能源、减排技术领域；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重点领域支持、专业能力提升、产品创新、实施保障四方面提出19项举措，尤其强调搭建美丽中国建设项目库，推动绿色金融与生态保护修复、污染防治攻坚等目标精准对接。

　　在政策协同层面，监管部门逐步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的衔接。例如，鼓励金融机构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提供“股权+债权”综合服务，支持减污降碳关键技术攻关；同时探索绿色普惠金融模式，将农村生态环境整治、乡村清洁能源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助力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

　　（二）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的增长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融资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信贷作为核心融资工具，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增速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重点覆盖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污染治理等领域。绿色债券市场同样表现突出，2023年贴标绿债发行规模达0.94万亿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且创新推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主题债券，进一步拓宽生态环保项目融资渠道。

　　值得关注的是，混合金融模式开始在市场中实践，通过整合财政资金、金融资金与社会资本，破解生态环保项目“低收益、长周期”难题。例如，借鉴“黑犀牛债券”设计逻辑，引入国际捐赠款补贴投资者收益，降低生态保护项目融资成本，目前已在部分流域生态修复、林业碳汇项目中试点，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比例提升约30%。

　　（三）绿色金融创新实践

　　金融机构围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开展多维度产品创新。在环境权益融资领域，探索碳排放权、排污权、林业碳汇等抵质押业务，目前全国碳排放权质押融资规模已超百亿元；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金融支持机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通过整体授信、权益抵押等方式，为“生态治理+产业开发”一体化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截至2024年末，全国EOD项目融资余额突破5000亿元。

　　数字技术为绿色金融创新提供重要支撑。部分银行搭建绿色金融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实现企业碳核算、绿色项目识别自动化，审批效率提升40%以上；大数据技术也可以应用于绿色债券存续期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流向可追溯、可监督，有效防范“洗绿”风险。

　　二、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趋势

　　（一）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全球绿色金融标准正从“碎片化”向“协同化”演进。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推动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已被超90个国家采纳，我国亦逐步推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与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衔接，2024年起要求重点行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强制披露碳足迹及环境绩效数据。

　　区域层面，中欧在绿色标准协同上取得突破，《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实现双方绿色项目标准部分互认，为绿色债券跨境发行、跨境投资奠定基础。未来，随着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决议中“2050年能源领域净零排放”目标推进，全球将进一步统一绿色项目界定、碳核算方法等核心标准，我国需在标准制定中主动发声，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中国实践融入国际规则。

　　（二）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的融合

　　数字技术成为提升绿色金融效率的核心驱动力。大数据技术助力金融机构精准评估环境风险，例如通过分析企业能耗数据、污染排放数据，建立动态风险评级模型，为绿色信贷定价提供依据；人工智能在碳核算领域的应用逐步普及，可快速测算不同行业、不同项目的碳减排量，降低第三方核算成本。

　　（三）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度融合

　　全球绿色金融正从“单一环境目标”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协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金融机构加大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氢能源等负碳领域的支持，2023年全球气候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58%；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创新推出“生态保护保险”，覆盖珍稀物种栖息地修复、海洋生态灾害赔偿等场景，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国家公园试点该类产品，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200亿元。

　　混合金融模式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例如，在非洲清洁能源项目中，通过世界银行贷款、私人资本、公益捐赠共同出资，降低项目投资风险，同时保障当地社区就业与能源可及性；我国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中，亦探索“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保险+东道国配套资金”模式，推动光伏、风电项目在东南亚、中亚地区落地，兼顾环境效益与当地发展需求。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不足

　　绿色金融产品仍以“传统信贷、债券”为主，占比超90%，股权类、衍生类产品发展滞后。与此相对，我国常规金融市场中，信贷占各类社会融资总量的60%—70%，即便考虑到信贷以外的部分社会融资最终实际来源也是信贷资金，但绿色信贷占比仍然偏高。绿色保险产品种类单一，目前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主，仅覆盖约1.2万家高污染企业，而生态修复保险、碳价格保险等创新产品仍处于试点阶段，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绿色基金规模有限，政府引导基金占比超60%，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足，尤其在林业碳汇、海洋碳汇等长周期项目中，资金供给缺口较大。

　　混合金融产品设计仍需完善。现有模式多依赖财政补贴，市场化激励机制不足，例如部分EOD项目因关联产业收益难以覆盖生态治理成本，导致金融机构参与意愿较低；国际捐赠款引入机制不健全，目前仅在少数国际合作项目中应用，尚未形成可复制的国内推广模式。

　　（二）绿色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

　　绿色项目“高不确定性”导致信用风险防控难度较大。可再生能源项目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2023年我国部分地区风电项目因风速低于预期，发电量未达可研目标，导致不良贷款率较传统项目高1.5个百分点；气候风险对资产组合的影响逐步显现，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水、台风等灾害，已造成部分绿色建筑、交通项目损失，而金融机构尚未建立完善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模型。

　　环境风险与市场风险的交叉传导加剧管理难度。碳价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碳资产价值，2023年全国碳市场配额价格最大波动幅度达40%，导致部分控排企业碳质押融资风险上升；同时，传统高碳行业转型风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若钢铁、水泥行业转型进度不及预期，相关绿色信贷可能面临“资产搁浅”风险。

　　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景

　　（一）面临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机遇

　　“双碳”目标与美丽中国建设为绿色金融提供广阔空间。据测算，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超百万亿元资金投入，其中绿色金融将承担约60%的融资需求。在能源领域，绿色金融可支持光伏、风电大基地建设，以及北方冬季清洁取暖、充换电基础设施项目；在生态保护领域，重点支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历史遗留矿山治理，目前相关项目融资需求已超5万亿元。

　　混合金融模式将成为服务战略的重要工具。例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银行贷款+绿色基金”组合，降低流域污染治理项目融资成本，目前已在河南、山东等地试点，项目投资回收期缩短2至3年；未来还可探索“碳汇收益权+信贷”模式，将林业碳汇未来收益纳入还款来源，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

　　（二）具有拓展国际市场的潜力

　　我国绿色技术与产能的国际竞争力，为绿色金融“走出去”奠定基础。全球7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由我国生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企业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超千个，需配套绿色金融服务。目前，丝路基金已累计为沿线绿色项目提供超300亿美元融资，未来可通过发行多币种绿色债券、开展跨境碳金融合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模式持续创新。我国与东盟正探索“跨境碳交易+绿色信贷”联动机制，推动国内碳配额与东盟国家自愿减排量互认，目前已在广西试点跨境林业碳汇质押融资；同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中引入国际捐赠款，设计“收益补贴+风险共担”结构，提升项目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三）发挥推动产业绿色升级的作用

　　绿色金融将加速产业“低碳转型”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在传统高碳行业，通过“转型信贷”支持钢铁、有色金属企业开展节能改造，目前此类贷款余额已超2万亿元；在新兴绿色产业，加大对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装备等领域的股权投资，2023年绿色产业股权投资规模同比增长45%，推动固态电池、高效储能等技术商业化落地。

　　产业绿色升级反哺绿色金融市场扩容。随着绿色产品需求增长，绿色消费金融逐步兴起，金融机构已推出“绿色家电贷”“新能源汽车分期”等产品，2024年前三季度绿色消费贷款新增超5000亿元；同时，绿色供应链金融向中小微企业延伸，通过核心企业信用传导，使上下游配套企业绿色融资可得性提升约25%，形成“产业绿色化—金融服务升级”的良性循环。

　　五、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加快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框架，由多部门联合制定美丽中国建设绿色项目认定指南，明确生态效益核算指标（如单位投资碳减排量、生物多样性提升系数），统一绿色项目分类与评估方法；同步推动转型金融标准出台，为钢铁、水泥等行业低碳转型项目提供明确界定，避免“一刀切”式融资限制。

　　强化政策协同与激励。将绿色金融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对美丽中国建设项目库中优先级项目给予财政贴息、税收减免；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覆盖范围，将林业碳汇、海洋碳汇项目纳入支持，同时探索“绿色金融绩效评估—央行再贷款额度”挂钩机制，激励金融机构加大投放。

　　（二）加强绿色金融创新支持

　　重点发展混合金融产品，破解生态项目融资难题。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绿色混合金融基金”，通过财政资金撬动1至2倍社会资本，用于EOD项目、区域性环保项目；完善国际捐赠款引入机制，在国家公园、重要生态功能区项目中，试点“捐赠款+政策性贷款+商业保险”模式，降低项目风险敞口。

　　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支持金融机构搭建“绿色金融数字平台”，整合企业环境数据、碳核算数据、项目进度数据，实现绿色信贷全流程线上化管理；鼓励区块链技术在碳交易、绿色债券存续期监管中的应用，建立“环境效益—资金流向”追溯体系，提升市场透明度。

　　（三）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规则兼容。在G20、双边经贸谈判中，推广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EOD模式等实践经验，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纳入国际绿色标准；与欧盟、东盟开展绿色分类标准互认试点，逐步消除跨境绿色融资壁垒。

　　扩大绿色金融国际服务能力。支持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绿色金融分支机构，提供“绿色信贷+碳咨询+风险管理”综合服务；鼓励发行多币种绿色债券，吸引国际主权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目前我国熊猫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超2000亿元，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发行主体范围，覆盖更多中小绿色企业。

　　作者简介：蓝虹，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编辑：蒋天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