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少伟

　　月份牌滥觞于晚清上海，它贯通中西绘画技法，为海派文化之象征符号。清末黄振麟的《沪江商业市景词·月份牌》说：“中西合历制成牌，绘得精工异样佳；分送频年交往户，藉招生意贺同侪。”辛亥革命后，公历在我国广泛推行，这对月份牌的升华产生深刻影响。

　　孙中山伟人风采亮相月份牌

　　1876年1月3日，《申报》登载上海洋商海利号出售“华英月份牌”广告，此系其名称首次出现于报纸。数年后，该报率先印制月份牌“随报分送”，并介绍“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行间”，“系中西合历，用洁白洋纸印成，印就戏剧十二出，各按地支生肖命意，皆系名人手笔”。现存最早的月份牌，为1889年初推出的《申报馆印送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问世，上有“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和“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八百九十年”字样，由红绿双色套印，红色部分为中西对照的月历，“二十四孝图”环绕，兼具广告功能和年历用途。月份牌作为我国年画的后起之秀，不仅受到一般市民青睐，也为知识阶层所关注，如张元济于1910年春节期间写信问候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特意“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历史新纪元；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确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按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即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随着这项历法改革，月份牌作为普遍推广公历的最佳视觉载体和文化媒介，因宣传性、欣赏性、实用性强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由席豫福、傅子濂等创办，自建印刷厂和发行所，沈恩孚担任编辑长，专事编辑出版教科书，尤以高小史地教科书最为出名，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营业方面的激烈竞争对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收购其股票，于1918年进行兼并）闻风而动，立即大量印制《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它的中间有孙中山肖像，上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字样，下标“中国图书公司谨赠”字样，左右分别印着农历、公历；这张月份牌虽设计简朴，但商铺老板纷纷置于店堂，市民争相带回家中，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份中华民国月份牌也在沪推出。在这张月份牌中，所分布的12个大字可拼读为“欢迎共和新政 天下同胞一心”，右边的旗帜有“民国军”字样；画面人物比较多，上部左为“民主总统孙汶（文）”（即孙中山）、右为“民国军帅黎元洪”，下部中间是两位辛亥革命元勋，左为徐绍桢、右为黄兴。端详整个画面，不禁令人联想到武昌起义的烽火。

　　1926年10月10日，上海中国三兴烟公司（1924年创办）在《申报》登载“孙文牌香烟”广告，画面两侧均有孙中山画像，并分别印着“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需努力”。该公司还曾印制《孙中山》月份牌，描绘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身穿藏青色有金丝肩章的大礼服，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杖着指挥刀，雄赳挺立，目光炯炯，若有所思，展现了一代伟人风采。

　　高剑父推动“改革月份牌”

　　高剑父为辛亥革命元老，也是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就读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及岭南学堂，后师从居廉；1903年至1907年间，数次东渡日本进修美术，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奉命返粤组织广东支会并担任会长，参加黄花岗起义和光复广州战役。1912 年4月，他与弟弟高奇峰及陈树人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办起审美书馆；6月，出版《真相画报》（旬刊），系16开铅印本，每期文字、摄影、绘画约各占三分之一。《真相画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还借此申明艺术主张，提出“折衷派”的口号，即“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无疑与海派文化精髓契合。

　　1913年，徐悲鸿来到黄浦江畔谋生，不料在“十里洋场”陷入困境，他的夫人廖静文回忆：“当时没有舒心的场地可供作画，没有充裕的时间用来构思，经常是饥肠辘辘。悲鸿停在一个卖粢饭和油条的小摊前，只买了一个不夹油条的粢饭团，靠着这个粢饭团支撑一天的工作，有时一天连这样的粢饭团也没有，只好断食。”徐悲鸿经朋友介绍，在沪结识高剑父、高奇峰昆仲，应约绘画获取酬金，才得以解燃眉之急。高剑父乐于提携青年才俊，对徐悲鸿为审美书馆画的一幅骏马图，他如此评价：“古之韩干，无以过也。”那时，徐悲鸿受到启发，依托自己的美术功底，用六七天绘成《扑蝶图》《纳凉图》《采菊图》《寒香图》，明显为月份牌形式；四幅反映春夏秋冬镜头的仕女图栩栩如生，审美书馆多次出版发行，销量可观。1918 年1月，《复旦》校刊发表署名刘剑夫的诗，对其作点评：“扑蝶图：频颌玉腕剧堪怜，小扇轻摇舞欲前。一路苍苔幽径滑，蝶迷人倦艳阳天”；“纳凉图：莲花恰好并头开，秋水凝神费想猜。风过画栏香满袖，月映犬吠有人来”；“采菊图：毕竟秋容迈俗群，偶来幽境挹清尘。采归待向郎前问，俏比黄花瘦几分”；“寒香图：一天风雪探梅魂，腊屐声声践有痕。娇瘦堪怜无个伴，携来小犬最温存”。徐悲鸿是我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之一和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早年在高剑父的支持下参与月份牌创作，不仅曾为它的发展助力，也成为画坛的一则佳话。

　　1914年，画家郑曼陀结识高剑父。此刻，高剑父也关注着月份牌市场趋势，他向郑曼陀交流自己的艺术主张，建议这位画家大胆创新“改革月份牌”，并表示愿鼎力相助；郑曼陀对此很感兴趣，爽快地应允。不久，郑曼陀根据审美书馆的要求，结合在照相馆开画室代客按照片画肖像积累的经验，以首创的特技擦笔水彩画法绘成自己的第一张月份牌《晚妆图》，画中女性面部白嫩细腻，容光照人；高剑父看后颇为赞赏，他欣然为之题写长跋，称“是图曼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郑曼陀绘成月份牌《银塘秋水》时，高剑父又为之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飘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目睹郑曼陀的艺术精进，高剑父非常高兴，他曾情不自禁执笔为其作品配景，直接参与月份牌创作。审美书馆则连续出版发行郑曼陀的一大批月份牌新作，据《申报》报道：仅在1915年5月至1917 年8月，就出版发行他的《时装爱情画》《美人》《暖香图》《秋思图》《伤春图》《双美晚妆图》《群芳图》《春思图》《消凝图》《媚香图》《折芳图》《嫦娥图》《引凤图》《问菊图》等。从此，郑曼陀在沪声誉鹊起。

　　月份牌创作名家辈出

　　在高剑父的鼓励下，郑曼陀成功运用立体感强、色彩明丽的擦笔水彩画法，使月份牌创作迎来一个飞跃。

　　与郑曼陀齐名的月份牌画家，有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倪耕野等；郑曼陀与徐咏青合绘的作品（前者画人，后者画景），曾有“合璧”之誉。在他们笔下，月份牌的“主角”开始从旧仕女画向新时装美女画转变，一些作品也逐渐淡化广告和年历功能。

　　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是月份牌画家的一个摇篮，徐咏青曾主持工作；这里的学生，如杭稚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受民间美术传统的影响较少，而受西洋画派、卡通电影等影响较多，他们曾模拟郑曼陀，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最终均成月份牌创作后起之秀。其中，出类拔萃者为杭稚英，他在馆内打下“七年之基”（3年习艺、4年服务），至1921年就独立创办“稚英画室”，并请何逸梅、金雪尘、李慕白等加盟。

　　1921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与实力雄厚的外商竞争，邀集申城12位月份牌创作名家精心绘成《沉香亭北倚栏杆》《斜倚熏炉坐到明》《新花低发上林枝》《三月三日天气新》《枝上柳绵吹又少》《云水沉沉夏亦寒》《红裙忌煞石榴花》《湖上微风入槛凉》《霜落秋山黄叶深》《已凉天气未凉时》《玉为风骨雪为衣》《调急遥怜玉指寒》，印制《十二名画集》用作促销赠品，这应属最早的挂历；参与此项目者除了郑曼陀、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谢之光等，杭稚英作为崭露头角的新秀也跻身于中间，他的《新花低发上林枝》，描绘一位手持网球拍的佳丽，被时人誉为“空前绝后之美术品”。

　　“稚英画室”成员先后共有20余人，承接订稿多为画室成员集体创作，每年出品达80余种；所推出的月份牌虽多呈现时装美女形象，却也生动反映女子参与的校园活动、慈善义举，以及她们骑摩托车、打高尔夫球、游泳、赛马、划船等，从一个侧面折射上海的摩登风情，深受市场欢迎。因而，蒋燕燕在《我的外公郑曼陀》中说：“外公是擦笔炭精粉画第一人，也是擦笔水彩画第一人，他画的广告画、月份牌用的就是擦笔水彩画法，在当年颇受广告界推崇和老百姓的喜爱。当时除了外公，没有人会用这种画法作画”，“有些人专门模仿他的画法，倾心研究”，“学会了擦笔水彩画的技巧，组成工作室，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流水作业，比他画得快，比他画得多，比他画得时尚，比他画的画价格便宜”。“稚英画室”的异军突起，显然与月份牌迈向鼎盛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