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劲

　　东北抗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较早的抗日武装，更是一支铁血劲旅。他们孤悬敌后，曾以3万兵力牵制76万日伪精锐，歼灭日军约18万人；在最艰难的岁月中，队伍仅余不足两千人，仍以棉絮充饥、冰雪为伴，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与敌人周旋到底。日前，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弘扬正确二战史观而创作的电视剧《归队》揭开了这段气壮山河的史诗。

　　《归队》聚焦于一支在日军围剿下被打散的抗联小队。这支队伍幸存6人，分别是排长“老山东”鲁长生、班长汤德远、卫生员兰花儿，以及战士高云虎、田小贵、万福庆。他们在“断粮、断援、断联络”的绝境中蛰伏求生，誓要重新集结归队。作品以冷静的镜头刻画他们在故土上的生存挣扎与至亲罹难之痛，折射出三千万东北同胞“骨肉离散、国破家亡”的深重苦难。剧情后半段更基于真实历史，展现部分战士转移至苏联接受训练后潜回国内继续战斗的故事，诠释了各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并肩协作。

　　作为近年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叙事佳作，《归队》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对剧情张力、矛盾层次与历史真实感的多维度构建。该剧不仅在情节推进上跌宕起伏，更通过多线叙事将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紧密结合，展现出扎实的剧作功底与历史洞察力。

　　其一，剧情起伏有致，节奏张弛有度。《归队》以一场惨烈的战斗拉开序幕，从一开始就进入高张力状态：一支16人的队伍历经恶战，6名幸存者被迫踏上各自的归队之路。随后剧情通过4条并行线索展开：鲁长生与田小贵混入参帮，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万福庆与汤德远先后落入黑矿山与劳工营，在生死边缘挣扎求生；兰花儿被土匪所救，却试图以民族大义感化山寨；高云虎则在揭露黑心矿主阴谋的过程中险象环生。每条线索既保持独立又彼此交织，叙事节奏时而紧张激烈，时而温情缓释，使观众在“寻找—重逢—再出发”的循环中持续沉浸，体验如冒险故事般的追剧快感。

　　其二，矛盾冲突多元，增加戏剧厚度。该剧在矛盾设置上极具层次感，既包含敌我之间的生死对抗，也深入刻画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剧中不仅展现了抗联战士与日伪军之间的矛盾，还细腻描写了参帮中的利益博弈、黑矿场的道德沦丧、匪寨中的情义抉择，以及市镇中普通人在“保甲连坐”制度下的生存困境。更深刻的是，战友之间因离散而产生的信任危机、个人信念与集体使命的冲突，也构成了剧情推进的内在动力。这些多元矛盾的叠加，使《归队》超越了简单的敌我对立叙事，呈现出更具人文深度的戏剧格局。

　　其次，《归队》的成功在于深刻把握了“以情动人”的艺术内核。该剧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情景交融的影像语言，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使“舍小家为大家”的主题具有真实而动人的情感基础。一方面，通过个体情感的美好，映照抗争的崇高意义。《归队》并未将英雄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战斗符号，而是着力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所拥有的真挚情感。“老山东”对妻儿的愧疚、汤德远对父母的牵挂、高云虎在酒馆中体会到的温情、兰花儿与小白马之间复杂的情愫——这些细腻的人伦情感并非英雄的弱点，反而是他们选择牺牲的精神源泉。正因为懂得家的温暖、情的珍贵，他们才更深刻地意识到，没有国家的完整，个体的幸福终将无处安放。剧中战士们在亲情、爱情与友情之间的挣扎与抉择，让“舍小家为大家”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美好生活的深切眷恋与守护意愿；另一方面，融情于景，通过山河意象的抒情，强化保卫国土的必然性。《归队》在视觉表达上极具匠心，将人物的情感与东北的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构建出情景交融的史诗气质。镜头下的林海雪原、巍峨青山、挺立松柏，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战士们在雪地中跋涉的孤独身影、松树下刻字约定的坚定眼神、寒风中凝望故土的深沉目光，无一不将个体的挣扎、思念与坚守融入山河意象之中。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既烘托出人物情感的厚重感，更从审美层面深化了“保卫国土”的主题——如此壮丽的山河，怎能任敌人践踏？如此美好的家园，怎能不誓死守护？自然景观的诗意呈现，与战士们的牺牲精神相互映照，使“为国而战”的必然性超越政治口号，升华为一种情感与文化的自觉。

　　《归队》以一群鲜活的人物命运，托起了一段悲壮而坚韧的抗联斗争史。个体的遭遇看似偶然，却在叙事中凝结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正是无数平凡战士的牺牲与坚守，才汇聚成不可战胜的民族力量。正如导演臧溪川所言，该剧无意塑造完美的英雄，而是要展现“战争这张巨网下，真实的人如何在恐惧中生出勇气，在迷茫中找到坚定”。剧中每一位战士，不仅是战场上的勇者，更是儿子、丈夫与父亲，他们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的艰难抉择，使“舍身赴国难”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选择。同时，“归队”不仅是身体的集结，更是精神的回归与信仰的确认。剧中的个体“归队”如溪流汇入江河，不是个性的消解，而是价值在使命中的升华。它让抗联精神落地为具体的人、真实的情，也让那段历史因这样的“心跳”而永远鲜活。